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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中国古代史 2019-11-03 23:27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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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缘起再考察:西南联大为何独一无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创办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组而成。长期以来,西南联大以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恢弘气象,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空前盛况,成为最具学府气质与人文精神的大学,是人们心目中理想大学的典范。2017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校庆,1945年迎着春风走进校园的青年们如今也已经年届90高龄了。本文对西南联大整部史诗的第一篇章——西南联大创设的若干问题做进一步的考察:为什么要设立联合大学?这个倡议是怎样酝酿产生的?为什么并非所有大学都联合迁校? 全面抗战的前夜 30年代的北平,虽然因为新政权奠都南京而失去了“帝都”的身份,却仍然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告别了征伐不断的旧时代,北平这座文化古城迎来了一个建设发展时期。国立北京大学地处城里,位于故宫的东北角、景山以东,历经被并入京师大学校和北平大学两场劫难之后成功复校,在新校长蒋梦麟的领导下再度中兴。长期饱受经费缺乏之苦的北大,这时因为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合作补助,延聘了23位国内外一流学者担任研究教授,并在1935年相继完成了四大建设,即西式新图书馆、地质馆、学生宿舍和大操场。 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战前北大新竣工的西式新图书馆 而远在西郊的清华,先是在1928年经过校长罗家伦的不懈争取,从外交部改隶教育部,废除了基金董事会,扫除了学校发展的重大障碍,正式的成为了国立大学。此后短短数年,相继建成生物馆、土木馆、气象台、化学馆、机械馆、电机馆、水力实验馆,扩建图书馆和体育馆,并修筑了5栋学生宿舍和新林院、普吉院两片数十套教授住宅。清华因为庚子赔款的关系地位独特,经费充裕稳定,出手阔绰,再加上毕业生可以获得庚款资助出洋留学,得天独厚的条件让其他各校望尘莫及。梅贻琦就任校长后,清华迎来了平稳发展的时代,很快跻身一流大学之列。 然而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军事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中日冲突时有发生,北平城头上的战云越来越低。师生们一边争取时间发展学术,一边也心忧时局并着手做了一些准备。1933年初,日军进犯长城东段,局势一度紧张,北大奉令将珍贵图书仪器和重要档案包括古籍善本、理学院各科全套科学杂志等共300余箱分两批运到沪杭等地保存,9月华北时局告一段落以后又悉数运回。 同年,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已经享有世界声誉的理论物理学家王守竞“觉得必须为国家做点实际的事情”,毅然放弃原有专业,受政府征调投身国防工业,先后创办光学仪器厂、中央机器厂,为国家研制生产兵工器材、发电机、汽轮机、电动机、冶金炉和汽车。北大化学系主任曾昭抡率先在校内开设国防化学课程,亲自编写《*****备实验法》。1936年6月,曾昭抡率化学系师生代表团赴日本考察,以增加对日本的认识。1936年11月,曾昭抡和清华物理系教授叶企孙分别组织师生服务团,冒着严寒,携带自制的防毒面具、药品、无线电设备等奔赴绥远慰问前线将士。1935年,清华果断停止了文、法学院大楼的建设,由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提议,把湖南作为将来战事一旦扩大的退路。1936年春天,清华着手与湖南省政府接洽创办湖南分校,兴建校舍,这年冬天还秘密把一部分图书仪器运到了汉口。 图片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北大物理系主任王守竞教授 为了应对战争,政府从国防、经济和交通建设、外交等方面进行积极的准备,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和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成立资源委员会,从事资源调查和重工业建设,蒋介石亲任委员长,翁文灏任秘书长。1935年7月,蒋介石提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中心,甘滇为后方。”据此,资源委员会提出了在湘、鄂、赣三省建立后方战略基地的设想,拟定了雄心勃勃的重工业建设三年计划。1935年下半年,粤汉铁路即将全线通车,中国地质学的主要奠基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决定到湖南考察粤汉铁路沿线煤矿,以解决一旦战端开启华北沦陷北煤不能南运的问题,为国家长期抗战做准备,同时也为清华大学南迁选址考察。其中,谭家山煤矿是沿粤汉铁路唯一的重要煤矿,是资源委员会重工业三年计划中的项目之一。丁文江亲自深入到斜度170米、井下倾角45度的洞底考察,不料竟因在旅馆煤气中毒及人工呼吸时致肋骨折断引起发炎而意外逝世。 图片 3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丁文江先生 丁文江因公殉职以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朱家骅出任该院总干事,而朱家骅本人不久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对于中研院院务势难兼顾,乃请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代理总干事一职。中央研究院采用的是内阁制,实际院务由总干事承担,这时创院院长蔡元培又在病中,院内诸事实际上都由傅斯年一手办理。1936年秋天,中央研究院预料战争即将爆发,计划将该院迁移后方,并先将地质研究所一部分移往庐山,该院本部则在长沙筹设工作站。 庐山谈话会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的声望到达了空前的高度,民众普遍寄望于蒋介石领导国家共赴国难。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会后蒋介石表示“不但要集中人才,而且要多方征集人才”,“尤其是对国内具有真实学问与爱国热忱之知识分子与大学教授,更是虚心咨访,极意尊重”。 1937年6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决定在庐山牯岭图书馆召开各界代表人士谈话会,分三期举行。7月初,首批受邀人士陆续抵达庐山,他们当中有大学校长18人,包括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等,也有来自北大的教授胡适、张忠绂、陶希圣、赵乃抟、梁实秋,来自清华的教授吴有训、陈岱孙、张奚若、陈之迈等。北京大学教授傅斯年这时已经随史语所迁往南京,并以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的身份参会。恰在此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形势骤然紧张,牯岭一时成为全国各方瞩目的焦点。 7月16日上午9点,第一期谈话会开幕式在庐山图书馆大礼堂举行。下午3点,蒋梦麟、竺可桢、王星拱、朱经农等二十余位教育界人士议决建议于大会:“如战事发生,学校不停办。”17日,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做长篇演讲,明确表示“卢沟桥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地谋我之亟”,“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最后,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是国民政府第一次以强硬口气表明抗战决心,一时间群情振奋,与会者感觉牯岭的风云都变了颜色。 图片 4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庐山谈话会期间蒋介石发表讲话 19日下午4点,召开国立大学校长谈话会,蒋梦麟、罗家伦、梅贻琦、竺可桢等与会,交换战时学校如何处置的意见。20日上午9点,召开教育组会议,胡适谈到“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动的目标”。22日,参加第一期谈话会的各界人士就陆续下山了。 庐山谈话会凝聚各方共识,宣示了中国将坚持长期抗战直到最后胜利的决心。针对教育领域,政府确定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总方针,教育界代表一致认为战时教育非但不能停办,而且应该是常态的教育,坚持抗战和建国相结合,着眼于国家发展的百年大计。这个共识成为了此后国家战时教育政策的“定海神针”,也是后来史诗般的大规模学校内迁的先声。 倡议设立临时大学 7月29日,北平沦陷。同一天,日寇派出数十架飞机对天津市政府、铁路总站、东车站、电话局、邮务总局及南开大学共六个目标进行狂轰滥炸。30日午后,日寇继续从海光寺方向炮击南开大学,随后派出百余名骑兵和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校园肆意纵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这座由严修和张伯苓创办的中国近代最着名的私立大学毁于一旦。当天下午,张伯苓在南京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31日中午,蒋介石宴请张伯苓、胡适、梅贻琦等人。在午后谈话时,张伯苓表示:“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蒋介石当场表态:“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图片 5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1937年南开大学被日寇轰炸后的建筑废墟 早在战前张伯苓与蒋介石就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私谊,蒋“对南开校风及张伯苓三十年如一日的办学精神尤为钦佩”,多次为身为私立学校的南开拨款、捐款,补助办学经费,张伯苓已经跻身社会名流,南开中学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中学。此时南开被毁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张伯苓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被蒋介石视为整个国家坚决抗战的象征,这也是私立南开大学能与国立的北大、清华联合起来的一个原因。 当时平津交通已经中断,参加庐山谈话会的平津教育界人士转到南京继续商讨对策,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等一直暂驻在南京教育部大楼。8月1日上午10点,竺可桢、梅贻琦到南京衡山路51号傅斯年家,商谈在长沙租屋为中央研究院及清华避难之所。2日上午,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召开院务会议,傅斯年做报告提出迁湘,除了时在北平由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外,其他各研究所均愿搬迁长沙。当晚,傅斯年在史语所宴请张伯苓、胡适、陶希圣、梅贻琦、曾昭抡、何廉、竺可桢等人,继续讨论迁移事项。就在这段时间,这几位负责人经过反复磋商做出了迁校长沙的计划。 之所以选定长沙,除了经常被人提起的清华大学提前在长沙建立分校的原因以外,还要注意到中央研究院也在战前选定长沙筹备工作站,而清华在长沙建设的校舍这时还没有完工。更重要的背景是,国民政府虽然已经做出背水一战的准备并对外发表了严正声明,但并没有完全放弃通过外交和谈判手段解决中日冲突,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就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时候,中日冲突的主要战场还在华北,长沙一带仍属于政府的后方战略基地。 至于组建联合大学这个提议,根据罗家伦的回忆,最早出自傅斯年,“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而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主张,是孟真出的,他为西南联大,颇尽维护之能事”。胡适、王世杰也是倡议人,经与三校负责人共同商议,决定把有“通家之好”的三校联合起来。这里要特别指出两点,一是当时教育部批准的名称是长沙临时大学,二是组成这个临时大学的除了广为人知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以外,最早还包括中央研究院。 图片 6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首倡设立联合大学的傅斯年 “临时”二字并不是当时教育部已经预感到长沙很快行将不保,恰恰相反,这个临时大学起初只是为了“使抗敌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而设立的,是为了收容北方因突发事变临时逃出来的师生。实际上,当时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是不主张大规模迁校的。以浙大为例,据《竺可桢日记》记载,竺可桢在参加完庐山谈话会返回杭州以后,鉴于之江大学等省内学校只是把仪器等移到学校后山,因此他并没有立即做长途迁校的打算。8月19日,南京中央大学被炸,竺可桢才在23号的校务会议上把迁校提上日程,当10月14日竺可桢到南京朝天宫教育部临时办公室会晤王世杰时,王世杰当即主张浙大应该留在杭州,分散于各地上课,不主张迁移;还说中央大学迁移四川,他不以为然,将来势必迁回。长沙临时大学成立于8月,而9月胡适在给滞留北平的北大秘书长、此时北大实际负责人郑天挺的信中还劝他们留在北平着述,不过很快胡适的态度也转为坚决主战了。 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是两个南北并峙的学术研究机关。尽管二者的主要创办者都出身北大,但无疑中央研究院与北大具有更亲近的血缘,这时又当蔡元培最得意的学生、也是最得力的干将傅斯年实际主持院务,傅斯年具有强烈的北大情结,在讨论各学术机关迁移时,他希望把母校和中研院合在一起做通盘考虑以便统筹,而他本人也具备这样的声望、办事能力和广泛的人脉。而北平研究院及北平大学的创办者李石曾、李书华等人,虽也系北大旧人,但因为大学区合并风潮导致北大险些亡校一事,已经与蔡元培出现裂痕。李书华又与北洋工学院校长李书田是亲兄弟,因此这几个机关就自然合并到一组了。 1937年8月,政府发布《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拟在三个地区设立临时大学,其中长沙临时大学称“临时大学第一区”。8月28日,教育部指定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代表、北大教授杨振声为秘书主任。9月10日,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其中,长沙临大以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杨振声、胡适、何廉(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周炳琳、傅斯年、朱经农、皮宗石、顾毓琇为筹备委员,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为主任委员。9月13日,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9月28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开始启用。由杨振声电催滞留北方的教授来湘,并派北大教务长樊际昌北上接各位教授南下。11月1日,学校正式上课,这一天也成为了西南联大的校庆纪念日。 图片 7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长沙临时大学校舍 西南联大为何“独一无二”? 至于为什么只有这几个文化机关联合迁移,而其他大学却单独迁校呢?这就要分析当时政府教育部门的战时方针了。 1937年8月11日,行政院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规定:“战争发生时,全国各地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务必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比较安全区域内之学校,应尽可能范围内,设法扩充容量,收容战区学生。”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形势更加严峻,整个华东地区面临威胁。8月19日,教育部发布《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规定:“一、于其辖境内或辖境外比较安全之地区,择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尽量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授课之用,不得延误。二、受外敌轻微袭击时仍应力持镇定,维持课务,必要时得为短期休课。三、于战事发生或迫近时,量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时归并,或暂时附设于他校。四、暂时停闭。”9月29日,教育部再发《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对于平津专科以上学校之处置,先在长沙、西安设临时大学各一所。对于上海的学校,基本原则是“凡可在租界内开班者,仍应设法开学”,“酌量组织国立各校院联合办事处和私立各校院联合办事处”。 通过对以上战时教育方针的分析可知:第一,鉴于政府战时需要搬迁的机关、厂矿数量太多,抢运工作争分夺秒,在精力和经费都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只能优先保证重要的国立院校搬迁。教会大学因有外国背景一时还可以就地维持,而私立院校则只能各显神通、顺其自然了。第二,当时中国高校分布极不均衡,战前全国有专科以上院校108所,其中国立大学15所,国立独立学院5所。北平4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上海3所:同济大学、暨南大学、交通大学。江苏、浙江、湖北、广东、山东、四川、福建、湖南各一所。可见,只有北平、上海两市国立院校最多,而教育部已经命令上海高校战时应优先避入租界,交通大学就贯彻执行了这个方针迁入法租界,直到1942年才迫于形势西迁重庆。同济大学是个例外,该校于1932年和1937年先后两次遭到日军轰炸,主要建筑全被炸光,沦为废墟,因此不得不迁校。即便如此,同济仍然遵照部令,先迁入上海市区,后又迁入邻近的浙江金华,之后才又辗转内迁。第三,当时战火仍集中在华北、华东一带,故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在1937年时还没有大规模迁校。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只有长沙、西安两个临时大学了,这两个临大的设立是综合考虑到平津沦陷、两地国立院校众多且均为重要大学等因素的。 图片 8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1937年被日军轰炸后的同济大学大礼堂 实际上,除了这两个联合大学以外,在淞沪战火燃起以后,复旦、大夏两所私立大学也曾组建联合大学内迁,只是该校分为两部分驻庐山、贵阳两地,后来在贵阳的第二部再迁重庆时受到当地复旦校友极力挽留。1938年3月复旦、大夏两校分开,恢复独立办学。此外,与长沙、西安两个临大同时筹设的还有一个临时大学第三区,当时选址尚在计划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5日教育部曾拟设东南联大于浙江金华,以暨南大学为主体,收容从上海撤出的各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然而年底又将暨南大学恢复独立,而将其余部分并入了国立英士大学。至于与长沙临时大学同时成立的西安临时大学后来改为西北联合大学,此后为贯彻政府“开发西北”的战略被一分为五,大部分永远留在西北。这样,长沙临时大学就成为与抗战相始终的、存在九年之久的唯一一所联合大学。

原标题:西南联大80周年︱创设缘起再考察:西南联大为何独一无二

在时下的一些文章与影视作品中,常将民国时期的北京统称北平,顺带认为既然城市换了名字,北京大学也理应改名为北平大学。事实上,北京城并非在整个民国时期都叫北平,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也不是一回事,相反,二者还有着一段并不广为人知的分合往事。 北京大学的亡校 1920年代的北京有“国立八校”之说,指的是北大、师大、女师大、工科、农科、医科、法政、女子大学等八校,后来又加上艺专,统称“国立九校”。各校师生在五四运动等重要事件中同谋划、共进退。1923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愤然辞职,出国考察历三年之久,此后逐渐淡出北大,蒋梦麟第三次出任代理校长。此时的北京,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军阀混战频仍,教育经费常被侵占,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国立九校组织教职员联席会发起“索薪罢教”运动。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教授学生更是人人自危,大批北大学人南下厦门、广州、武汉、上海等地。代理校长蒋梦麟也被军阀列入黑名单,逃到东交民巷,和一同出逃的地质学系教授朱家骅等躲在六国饭店长达三个月,之后悄然离京南下。北大一时风雨飘摇,元气大伤。 图片 9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北大校长蔡元培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直系主力全军覆没退出北京,奉系张作霖实际上控制了由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北京政权。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被各路军阀推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行使大总统职权。20日,任命刘哲为教育总长。8月6日,北京军政府大元帅令:将国立九校合并组建国立京师大学校,校长由刘哲兼任,宣布办学宗旨为“保存旧道德,取法新文明”,并提出强迫读经、禁用白话文、禁止集会请愿等“开历史倒车”的规定,企图摧毁北大这一新思想和革命的大本营,北大陷入亡校危机。1928年北伐胜利,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退回关外,两天后被日本关东军陷害于皇姑屯。6月6日,北伐军进入北京,刘哲等随即逃散,合并不到一年的京师大学校解体,各校纷起要求复校。 大学区制的试行 1928年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改“北京”为“北平”,设立北平特别市,由行政院直辖。当时,蔡元培、李石曾提议效仿法国教育制度,以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和教育行政机构,以大学区为地方教育行政单位,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批准,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颁布《大学区组织条例》,于1927年夏季先在江苏、浙江试行。李石曾是晚清重臣李鸿藻第三子,早年留法,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对法国学制情有独钟。1920年,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创办北京中法大学,大学本部包含大中小学三级教育,有数校之多,校区分散各处,综由大学校长负责,已在试行“一个小型的大学区制”。蔡、李二人是多年好友,又有共同旅法的经历,此时有感于国内教育行政官僚化的弊端,为实现教育独立的理想,遂倡斯议。 图片 10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国立北平大学校长李石曾 1928年,蔡元培在国民政府第七十次会议上提议:“北京大学历史悠久,上年北京教育部并入师范等大学,改名为京师大学。现在国府定都南京,北方京师之名不能沿用,拟请改名北京大学,并选任一校长,以责专成。”可见蔡元培此时是想以北京大学的名义合并北京国立各校,但大学院大学委员会易培基、吴稚晖、张静江等事先商定将京师大学改名为“中华大学”,得到与会多数人赞同。蔡元培本有意兼任校长,但经亨颐、易培基、张乃燕、吴稚晖等皆支持李石曾担任中华大学校长。大学院遂任命李石曾为校长,以李书华副之。1928年9月再设立北平大学区,将甫命名两个月的中华大学又改为“国立北平大学”,仍以二李主其事。 北京大学的复校运动 根据《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大学区以北平政治分会所管辖之区域,即河北、热河两省,北平、天津两特别市为大学区。将北平、天津、保定三城内各国立学校整合院系后,统一合并成国立北平大学,规模远超前京师大学校。这样冒然以行政手段强行合并与近乎乌托邦式的制度设计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三地各校以及河北省教育厅的群起反对,其中以北大学生反抗最为激烈,学生们建立了“复校团”、“救校敢死队”等组织誓死护校。11月29日,500多名北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他们高举北大校旗,手持“反对大学区制”、“北大独立”的旗帜,来到怀仁堂西门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请愿,遭到拒绝接见后群情激愤,砸了“北平大学办事处”和“北平大学委员会”两块牌子,又到李石曾住宅示威。12月1日清晨,数百名军警护送接收人员分赴北大文理法三院准备武装接收时,又遭学生群起反抗,李石曾当即威胁北大学生,有“本大学奉国府令组织,如违抗即反国民党;保存北大旧名,有封建腐化之嫌”等语。最后经吴稚晖、蔡元培等出面调停,教育部做出让步,同意北大原有三院组织并不拆散,名称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经费以北大时期最高预算为标准。这样,在被迫停课九个多月后,1929年3月11日北大重新开学。 但是,北大的复校运动并未就此终止。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试行在各地遭到普遍抵制和反对,有鉴于此,192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下令取消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蔡元培推荐蒋梦麟为教育部长。1929年6月,国民党二中全会遂决议正式废止大学区制。北大学生会闻讯立即在各院改悬北京大学校牌并悬校旗一日志庆。7月10日,北大学院院长陈大齐应蒋介石之召,面陈北大校名因历史关系和国际信用,请求恢复原名,蒋介石当面表示赞许。随后学校评议会立即电请教育部照准。1929年8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将北大学院脱离北平大学独立设置,恢复为国立北京大学,这样在历经两年的动荡之后,北大的复校独立运动取得完全成功,并成为此后二十年间北平城内唯一冠名“北京”的学术机关。 图片 1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蒋介石发表演讲的北京大学第三院 其实,当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不久,蒋介石等于1928年7月6日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暂厝之地举行祭灵大典,10日即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庆祝大会,军政要员李宗仁、吴稚晖、方振武、蒋作宾、白崇禧等均莅会讲演。7月17日上午九时,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以及邵力子、陈布雷等亲临北大讲演,当中说到,“今天兄弟至北大演讲,感到与到他处不同。因北大是中国新文化发源地,自五四运动以后,各地革命工作、民众运动,几皆以北大为中心。”“现北伐军事,虽告一段落,但革命则只能谓刚刚开端,今天到北大演讲,才是开始的第一天。尤希望学界同负此责任”并盛赞“北大是文化中心最高学府”。这些讲话无不显示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大局粗定之际,急需借助北大的象征意义来树立新政权的合法性,并谋求进一步以文化和精神统一中国的思想,北大独特的地位由此可见。 吊诡的是,李石曾提倡创办大学区制的初衷是为了克服政治对教育的干预,然而这位北大旧人趁大批北大学人南下之际,假此时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之职,企图接管整个北平教育界,被批为“野心家包办北平教育之阴谋”。在此次冲突中,李石曾过分的权力欲让蔡元培感到厌恶,不但蔡、李二人关系恶化,进而引起有“商山四皓”之称的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四位党国元老之间的关系也出现裂痕。 国立北平大学的正式设立 继北大独立以后,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独立,改称“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独立,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其他各校虽继续谋求独立,但均遭否决,继续留在北平大学内。1931年2月7日,李石曾辞去北平大学校长,由沈尹默接任。2月9日,教育部令女子师范学院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合并,校名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女子学院改称“女子文理学院”。1932年8月,病理学家徐诵明接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1934年,艺术学院改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单独设置。1934年北平大学设女子文理、法商、医、农、工5个学院18个系和2个专修科,建制才告稳定。这五个学院的校址分散在城里各处,名义上虽然统一,实则仍然各行其是,各院均有相当独立性,俨然一个松散的联盟。经过此番调整,北平的高等教育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以上为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分合的第一回合。北大一度被迫并入北平大学,后又成功复校,北平大学这一名称在此过程中得以正式确立。其实,平大和北大可谓渊源深厚,平大师范学院、农学院的前身分别于1908年、1914年自京师大学堂脱离独立办学。工学院、法商学院、艺术学院的负责人俞同奎、白鹏飞、徐悲鸿都是北大学人。医学院、法商学院利用了原京师大学堂医学实业馆、进士馆的校址创办。北平大学设立之初的主要负责人李石曾、沈尹默、李书华也都是原北大教授。北大作为第一所国立大学的意义和影响由此也可见一斑。 两个联大,不同结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平津失守。教育部决定将平津高校迁往内地并调整重组。将北大、清华、南开先迁长沙再迁昆明,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校长和教员多有通家之好,因此有“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赞誉,有关西南联大的历史功绩和传奇故事早已广为人知。 图片 1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合影 而与此同时,教育部设立的另一所联大则长期默默无闻,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命“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同样指定三校校长徐诵明、李蒸、李书田为常务委员。为什么是这几所院校联合起来呢?北平研究院由李石曾、李书华等创设于1929年,脱胎于北平大学,以留法学人为主,与中央研究院南北呼应。战前北平研究院植物所和史学所已经先行迁陕并与当地开展合作,李石曾、李书华两人同时做过北平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的负责人,北洋校长李书田是李书华胞弟,而师大则“宁为鸡头不做凤尾”,不就西南联大。不过后来北平研究院并未参与该校,而是另择昆明落脚。 1937年底,太原失守,潼关告急。1938年3月,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令临大再行南迁,全校师生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历经半个月时间行程500多里,抵达陕南汉中,最终安置在城固、南郑、勉县三个县的六个地方。1938年4月3日,西安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但西北联大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年多,7月27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命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北平大学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1939年8月8日,再令剩余的西北联大部分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并将其中的师范学院和医学院也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于1939年4月奉命再迁至2000里外的甘肃兰州。至此,西北联大一分为五,原来北平大学的五个学院被分到四个新建的独立设置的学校。 图片 13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 教育部为什么要把西北联大五校分立?主要考虑在于战前全国高等学校分布极不均衡,西北各省竟无一所国立大学,同时国内开发西北的呼声日渐高涨,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有感于此,早在1935年就有将北平大学“迁移西北”的提议。因此在设立西北联大之初,国民政府行政院就确定了“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的方针,而将各校分立就能“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为防日后复校起见,教育部在撤销北平大学建制的同时一并收缴了学校的关防印信。教育部长陈立夫说:“西北联大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1940年6月他到西北大学视察时的题词“学成致用,各尽所长,经营西北,固我边疆”,更是将这种理念表露无遗。这样,除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等实现复员以外,北平大学则永远留在了西北。 实际上,抗战胜利以后,上述各校原本都有复员计划,但结果却大相径庭。这背后的影响因素既有学校声誉的区别,更有各校校长、教授和校友所能动员资源的差异,是一个隐性而又动态的机制。北大、清华、南开在战前就已声名远播,北大校友在政学两届早有“北大派”之说,除了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具有全国影响的学界领袖以外,1944年出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也是原北大教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先后担任过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和考试院院长,1975年4月5日深夜蒋介石病逝于台北,当天早上蒋经国来请安时,蒋介石还向他问起张伯苓先生百年冥诞之事,南开系列学校培养出的吴国桢、周恩来更是国共两党的重要政治人物;北洋校长李书田具有强烈的北洋情结,由他亲自动员校友王宠惠、王正廷、茅以升等组成复校筹备委员会,1938—1944年间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与李氏同为北洋1917级校友,在这样强大的背景下,北洋工学院不但成功实现了复员天津,而且一举复名为全体校友殷切期望的国立北洋大学。反观北平大学,合并时间既晚,组成各校又各自为政不能形成合力,二李以后的校长都是纯粹学者,校友也鲜有政界要员,这样该校的复员就只能靠学生请愿,其影响力可想而知,注定无法左右政府既定议程。 沦陷区的“伪北大” 北平沦陷以后,日寇纠集平津等地“维持会”在北平成立伪临时政府,以北平为“首都”。1940年汪伪“中央政府”成立,决定取消北平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1938年2月4日,汤尔和任北平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利用原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等校的部分校舍和设备,成立所谓“国立北京大学”。从1938年到1941年先后设立农、医、工、理、文、法六个学院。教员以中国人居多,但日本也派了大量日籍人员到校。中国籍教员中有甘心附逆者,但大多数人因年老体病不便南迁或为生计所迫出于无奈。 抗战胜利后,教育部在北平设立临时大学补习班,以陈雪屏为主任,将该校六个学院的学生编入六个分班。南迁昆明的北大复员工作由代理校长傅斯年主持,对于伪校教员,傅斯年坚持“汉贼不两立”,一概不予聘用,毫不妥协,以保持北大的爱国传统。对于学生,傅斯年则表示同情,称“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这样,学生们经过甄别,同时补习成绩合格者得以进入北大。 战前北大原有文理法三院,战后在傅斯年主持下一举扩充为包含文理法医农工在内的六个学院。北平大学未能复校,其在北平的房产由北大接收。北大新设的农、医两院利用了原北平大学的校舍和设备,但院长和教员则一律由北大重新聘用,一切从头办起。1946年五六月内,原北平大学校长李书华到好友傅斯年家中拜访,谈话之间傅斯年不无得意又半开玩笑地向李书华说:“当年你们想把北大吞并到北平大学去,没有成功;今天,你们所设的工、农、医三学院却都归并到北大来了。” 北平大学的尾声 图片 14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毕业合影 战后原北平大学工学院校友眼见复员无望,决定联合沦陷区伪北大工学院校友会,致电教育部请求恢复为“国立北京工学院”,遭到拒绝。校友们再做变通,上书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求将沦陷区伪北大工学院改设为“北平大学工学院”,企图“借校还魂”,再遭拒绝。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由沦陷区伪北大改设的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六个分班中,唯独由伪北大工学院改设的第五分班没有被北大接收,当时代理校长傅斯年以校舍设备简陋为由婉拒。最终,由傅校长提议,由同是工科性质的天津北洋大学接办,定名为“北洋大学北平部”。第二年又发生平部迁津与归属风波,一时闹得沸沸扬扬。1947年7月16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快刀斩乱麻,直接下令将其“拨交北大接收办理”,北平大学从此彻底成为历史。多数校友已经接受这一既定事实,原平大工学院、农学院等校友相继与北大校长胡适联系表示愿意加入北大校友会,原纺织学系在上海的几位校友还亲自拜访胡适请求北大从速恢复纺织学系,均获许可。北大方面对于平大校友充分尊重,胡适更是以一句“咱们的学堂”的大智慧化解了原北平大学校友的心结。 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渊源深厚,两度分合。其实,战后北平大学除了将部分校舍和设备并入北大以外,其主体部分已经扎根西北,北平大学的血脉已经融入了今天的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校。七十年前,北平大学虽然未能复校,却为国家战略和教育布局做出重大贡献,实现了当初西北联大校歌中所希望的“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名医弱者雄”。新的时期,北平大学的众多继承学校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以“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创办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组而成。长期以来,西南联大以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恢弘气象,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空前盛况,成为最具学府气质与人文精神的大学,是人们心目中理想大学的典范。2017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校庆,1945年迎着春风走进校园的青年们如今也已经年届90高龄了。本文对西南联大整部史诗的第一篇章——西南联大创设的若干问题做进一步的考察:为什么要设立联合大学?这个倡议是怎样酝酿产生的?为什么并非所有大学都联合迁校?

全面抗战的前夜

30年代的北平,虽然因为新政权奠都南京而失去了“帝都”的身份,却仍然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告别了征伐不断的旧时代,北平这座文化古城迎来了一个建设发展时期。国立北京大学地处城里,位于故宫的东北角、景山以东,历经被并入京师大学校和北平大学两场劫难之后成功复校,在新校长蒋梦麟的领导下再度中兴。长期饱受经费缺乏之苦的北大,这时因为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合作补助,延聘了23位国内外一流学者担任研究教授,并在1935年相继完成了四大建设,即西式新图书馆、地质馆、学生宿舍和大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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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北大新竣工的西式新图书馆

而远在西郊的清华,先是在1928年经过校长罗家伦的不懈争取,从外交部改隶教育部,废除了基金董事会,扫除了学校发展的重大障碍,正式的成为了国立大学。此后短短数年,相继建成生物馆、土木馆、气象台、化学馆、机械馆、电机馆、水力实验馆,扩建图书馆和体育馆,并修筑了5栋学生宿舍和新林院、普吉院两片数十套教授住宅。清华因为庚子赔款的关系地位独特,经费充裕稳定,出手阔绰,再加上毕业生可以获得庚款资助出洋留学,得天独厚的条件让其他各校望尘莫及。梅贻琦就任校长后,清华迎来了平稳发展的时代,很快跻身一流大学之列。

然而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军事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中日冲突时有发生,北平城头上的战云越来越低。师生们一边争取时间发展学术,一边也心忧时局并着手做了一些准备。1933年初,日军进犯长城东段,局势一度紧张,北大奉令将珍贵图书仪器和重要档案包括古籍善本、理学院各科全套科学杂志等共300余箱分两批运到沪杭等地保存,9月华北时局告一段落以后又悉数运回。

同年,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已经享有世界声誉的理论物理学家王守竞“觉得必须为国家做点实际的事情”,毅然放弃原有专业,受政府征调投身国防工业,先后创办光学仪器厂、中央机器厂,为国家研制生产兵工器材、发电机、汽轮机、电动机、冶金炉和汽车。北大化学系主任曾昭抡率先在校内开设国防化学课程,亲自编写《炸药制备实验法》。1936年6月,曾昭抡率化学系师生代表团赴日本考察,以增加对日本的认识。1936年11月,曾昭抡和清华物理系教授叶企孙分别组织师生服务团,冒着严寒,携带自制的防毒面具、药品、无线电设备等奔赴绥远慰问前线将士。1935年,清华果断停止了文、法学院大楼的建设,由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提议,把湖南作为将来战事一旦扩大的退路。1936年春天,清华着手与湖南省政府接洽创办湖南分校,兴建校舍,这年冬天还秘密把一部分图书仪器运到了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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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物理系主任王守竞教授

为了应对战争,政府从国防、经济和交通建设、外交等方面进行积极的准备,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和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成立资源委员会,从事资源调查和重工业建设,蒋介石亲任委员长,翁文灏任秘书长。1935年7月,蒋介石提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中心,甘滇为后方。”据此,资源委员会提出了在湘、鄂、赣三省建立后方战略基地的设想,拟定了雄心勃勃的重工业建设三年计划。1935年下半年,粤汉铁路即将全线通车,中国地质学的主要奠基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决定到湖南考察粤汉铁路沿线煤矿,以解决一旦战端开启华北沦陷北煤不能南运的问题,为国家长期抗战做准备,同时也为清华大学南迁选址考察。其中,谭家山煤矿是沿粤汉铁路唯一的重要煤矿,是资源委员会重工业三年计划中的项目之一。丁文江亲自深入到斜度170米、井下倾角45度的洞底考察,不料竟因在旅馆煤气中毒及人工呼吸时致肋骨折断引起发炎而意外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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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因公殉职以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朱家骅出任该院总干事,而朱家骅本人不久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对于中研院院务势难兼顾,乃请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代理总干事一职。中央研究院采用的是内阁制,实际院务由总干事承担,这时创院院长蔡元培又在病中,院内诸事实际上都由傅斯年一手办理。1936年秋天,中央研究院预料战争即将爆发,计划将该院迁移后方,并先将地质研究所一部分移往庐山,该院本部则在长沙筹设工作站。

庐山谈话会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的声望到达了空前的高度,民众普遍寄望于蒋介石领导国家共赴国难。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会后蒋介石表示“不但要集中人才,而且要多方征集人才”,“尤其是对国内具有真实学问与爱国热忱之知识分子与大学教授,更是虚心咨访,极意尊重”。

1937年6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决定在庐山牯岭图书馆召开各界代表人士谈话会,分三期举行。7月初,首批受邀人士陆续抵达庐山,他们当中有大学校长18人,包括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等,也有来自北大的教授胡适、张忠绂、陶希圣、赵乃抟、梁实秋,来自清华的教授吴有训、陈岱孙、张奚若、陈之迈等。北京大学教授傅斯年这时已经随史语所迁往南京,并以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的身份参会。恰在此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形势骤然紧张,牯岭一时成为全国各方瞩目的焦点。

7月16日上午9点,第一期谈话会开幕式在庐山图书馆大礼堂举行。下午3点,蒋梦麟、竺可桢、王星拱、朱经农等二十余位教育界人士议决建议于大会:“如战事发生,学校不停办。”17日,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做长篇演讲,明确表示“卢沟桥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地谋我之亟”,“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最后,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是国民政府第一次以强硬口气表明抗战决心,一时间群情振奋,与会者感觉牯岭的风云都变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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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谈话会期间蒋介石发表讲话

19日下午4点,召开国立大学校长谈话会,蒋梦麟、罗家伦、梅贻琦、竺可桢等与会,交换战时学校如何处置的意见。20日上午9点,召开教育组会议,胡适谈到“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动的目标”。22日,参加第一期谈话会的各界人士就陆续下山了。

庐山谈话会凝聚各方共识,宣示了中国将坚持长期抗战直到最后胜利的决心。针对教育领域,政府确定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总方针,教育界代表一致认为战时教育非但不能停办,而且应该是常态的教育,坚持抗战和建国相结合,着眼于国家发展的百年大计。这个共识成为了此后国家战时教育政策的“定海神针”,也是后来史诗般的大规模学校内迁的先声。

倡议设立临时大学

7月29日,北平沦陷。同一天,日寇派出数十架飞机对天津市政府、铁路总站、东车站、电话局、邮务总局及南开大学共六个目标进行狂轰滥炸。30日午后,日寇继续从海光寺方向炮击南开大学,随后派出百余名骑兵和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校园肆意纵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这座由严修和张伯苓创办的中国近代最着名的私立大学毁于一旦。当天下午,张伯苓在南京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31日中午,蒋介石宴请张伯苓、胡适、梅贻琦等人。在午后谈话时,张伯苓表示:“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蒋介石当场表态:“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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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南开大学被日寇轰炸后的建筑废墟

早在战前张伯苓与蒋介石就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私谊,蒋“对南开校风及张伯苓三十年如一日的办学精神尤为钦佩”,多次为身为私立学校的南开拨款、捐款,补助办学经费,张伯苓已经跻身社会名流,南开中学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中学。此时南开被毁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张伯苓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被蒋介石视为整个国家坚决抗战的象征,这也是私立南开大学能与国立的北大、清华联合起来的一个原因。

当时平津交通已经中断,参加庐山谈话会的平津教育界人士转到南京继续商讨对策,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等一直暂驻在南京教育部大楼。8月1日上午10点,竺可桢、梅贻琦到南京衡山路51号傅斯年家,商谈在长沙租屋为中央研究院及清华避难之所。2日上午,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召开院务会议,傅斯年做报告提出迁湘,除了时在北平由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外,其他各研究所均愿搬迁长沙。当晚,傅斯年在史语所宴请张伯苓、胡适、陶希圣、梅贻琦、曾昭抡、何廉、竺可桢等人,继续讨论迁移事项。就在这段时间,这几位负责人经过反复磋商做出了迁校长沙的计划。

之所以选定长沙,除了经常被人提起的清华大学提前在长沙建立分校的原因以外,还要注意到中央研究院也在战前选定长沙筹备工作站,而清华在长沙建设的校舍这时还没有完工。更重要的背景是,国民政府虽然已经做出背水一战的准备并对外发表了严正声明,但并没有完全放弃通过外交和谈判手段解决中日冲突,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就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时候,中日冲突的主要战场还在华北,长沙一带仍属于政府的后方战略基地。

至于组建联合大学这个提议,根据罗家伦的回忆,最早出自傅斯年,“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而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主张,是孟真出的,他为西南联大,颇尽维护之能事”。胡适、王世杰也是倡议人,经与三校负责人共同商议,决定把有“通家之好”的三校联合起来。这里要特别指出两点,一是当时教育部批准的名称是长沙临时大学,二是组成这个临时大学的除了广为人知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以外,最早还包括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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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倡设立联合大学的傅斯年

“临时”二字并不是当时教育部已经预感到长沙很快行将不保,恰恰相反,这个临时大学起初只是为了“使抗敌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而设立的,是为了收容北方因突发事变临时逃出来的师生。实际上,当时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是不主张大规模迁校的。以浙大为例,据《竺可桢日记》记载,竺可桢在参加完庐山谈话会返回杭州以后,鉴于之江大学等省内学校只是把仪器等移到学校后山,因此他并没有立即做长途迁校的打算。8月19日,南京中央大学被炸,竺可桢才在23号的校务会议上把迁校提上日程,当10月14日竺可桢到南京朝天宫教育部临时办公室会晤王世杰时,王世杰当即主张浙大应该留在杭州,分散于各地上课,不主张迁移;还说中央大学迁移四川,他不以为然,将来势必迁回。长沙临时大学成立于8月,而9月胡适在给滞留北平的北大秘书长、此时北大实际负责人郑天挺的信中还劝他们留在北平着述,不过很快胡适的态度也转为坚决主战了。

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是两个南北并峙的学术研究机关。尽管二者的主要创办者都出身北大,但无疑中央研究院与北大具有更亲近的血缘,这时又当蔡元培最得意的学生、也是最得力的干将傅斯年实际主持院务,傅斯年具有强烈的北大情结,在讨论各学术机关迁移时,他希望把母校和中研院合在一起做通盘考虑以便统筹,而他本人也具备这样的声望、办事能力和广泛的人脉。而北平研究院及北平大学的创办者李石曾、李书华等人,虽也系北大旧人,但因为大学区合并风潮导致北大险些亡校一事,已经与蔡元培出现裂痕。李书华又与北洋工学院校长李书田是亲兄弟,因此这几个机关就自然合并到一组了。

1937年8月,政府发布《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拟在三个地区设立临时大学,其中长沙临时大学称“临时大学第一区”。8月28日,教育部指定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代表、北大教授杨振声为秘书主任。9月10日,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其中,长沙临大以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杨振声、胡适、何廉(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周炳琳、傅斯年、朱经农、皮宗石、顾毓琇为筹备委员,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为主任委员。9月13日,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9月28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开始启用。由杨振声电催滞留北方的教授来湘,并派北大教务长樊际昌北上接各位教授南下。11月1日,学校正式上课,这一天也成为了西南联大的校庆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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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为何“独一无二”?

至于为什么只有这几个文化机关联合迁移,而其他大学却单独迁校呢?这就要分析当时政府教育部门的战时方针了。

1937年8月11日,行政院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规定:“战争发生时,全国各地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务必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比较安全区域内之学校,应尽可能范围内,设法扩充容量,收容战区学生。”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形势更加严峻,整个华东地区面临威胁。8月19日,教育部发布《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规定:“一、于其辖境内或辖境外比较安全之地区,择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尽量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授课之用,不得延误。二、受外敌轻微袭击时仍应力持镇定,维持课务,必要时得为短期休课。三、于战事发生或迫近时,量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时归并,或暂时附设于他校。四、暂时停闭。”9月29日,教育部再发《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对于平津专科以上学校之处置,先在长沙、西安设临时大学各一所。对于上海的学校,基本原则是“凡可在租界内开班者,仍应设法开学”,“酌量组织国立各校院联合办事处和私立各校院联合办事处”。

通过对以上战时教育方针的分析可知:第一,鉴于政府战时需要搬迁的机关、厂矿数量太多,抢运工作争分夺秒,在精力和经费都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只能优先保证重要的国立院校搬迁。教会大学因有外国背景一时还可以就地维持,而私立院校则只能各显神通、顺其自然了。第二,当时中国高校分布极不均衡,战前全国有专科以上院校108所,其中国立大学15所,国立独立学院5所。北平4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上海3所:同济大学、暨南大学、交通大学。江苏、浙江、湖北、广东、山东、四川、福建、湖南各一所。可见,只有北平、上海两市国立院校最多,而教育部已经命令上海高校战时应优先避入租界,交通大学就贯彻执行了这个方针迁入法租界,直到1942年才迫于形势西迁重庆。同济大学是个例外,该校于1932年和1937年先后两次遭到日军轰炸,主要建筑全被炸光,沦为废墟,因此不得不迁校。即便如此,同济仍然遵照部令,先迁入上海市区,后又迁入邻近的浙江金华,之后才又辗转内迁。第三,当时战火仍集中在华北、华东一带,故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在1937年时还没有大规模迁校。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只有长沙、西安两个临时大学了,这两个临大的设立是综合考虑到平津沦陷、两地国立院校众多且均为重要大学等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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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被日军轰炸后的同济大学大礼堂

实际上,除了这两个联合大学以外,在淞沪战火燃起以后,复旦、大夏两所私立大学也曾组建联合大学内迁,只是该校分为两部分驻庐山、贵阳两地,后来在贵阳的第二部再迁重庆时受到当地复旦校友极力挽留。1938年3月复旦、大夏两校分开,恢复独立办学。此外,与长沙、西安两个临大同时筹设的还有一个临时大学第三区,当时选址尚在计划中。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5日教育部曾拟设东南联大于浙江金华,以暨南大学为主体,收容从上海撤出的各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然而年底又将暨南大学恢复独立,而将其余部分并入了国立英士大学。至于与长沙临时大学同时成立的西安临时大学后来改为西北联合大学,此后为贯彻政府“开发西北”的战略被一分为五,大部分永远留在西北。这样,长沙临时大学就成为与抗战相始终的、存在九年之久的唯一一所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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